“九打吉安”中的藤橋村
吉州區興橋鎮藤橋村建村于古代吉州通袁州大道上,位于吉安城區西北官溪水庫上游,距城區15千米。

吉州區興橋鎮藤橋村建村于古代吉州通袁州大道上,位于吉安城區西北官溪水庫上游,距城區15千米。是吉州城郊一個著名的文化古村,2016年11月由國務院住建部公布為第四批國家傳統村落。在清朝中后期,藤橋村屬廬陵縣坊廓鄉六十五都,辛亥革命后成立中華民國,1914年廬陵縣改名為吉安縣,藤橋村屬吉安縣一區培模鄉,鄉公所駐在現長塘鎮培模村。

1926年9月24日,從廣東出發的北伐革命軍第二軍譚道源師趕走了北洋軍閥蔣鎮臣部,占領了吉安城。共產黨員、黃埔軍校畢業生周庭藩被第二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留下來任吉安縣縣長。周縣長依靠羅石冰任書記的中共吉安特支和國共合作建立的國民黨吉安縣黨部,大力推進吉安縣的工農群眾運動,到當年冬天就建立了八個區的農民協會,“打倒列強除軍閥”,反帝反封建的口號響徹城市鄉村。吉安的學生扛著孫中山的畫像下鄉來到藤橋村,宣傳國民革命,號召辦農民協會反封建迷信、“婦女放腳”、“打菩薩”;后來又號召反對族權、神權、減租減息,具體落實孫中山提倡的新三民主義。經過學生們的宣傳,在區、鄉農民協會推動下,藤橋村農民協會成立了,40歲的貧農劉佳章被推選為村農協主席。在村農協存在的幾個月時間里,由于大多數村民對這場史無前例的反帝反封建運動還不理解,所以村農協對政權、族權沒什么觸動,但對打倒神權動了真格。劉佳章帶領農民將村中福神祠的三尊菩薩和家家戶戶供奉的小木雕菩薩集中在祠堂前架火燒掉了。1927年,吉安發生“八·六”反革命事變后,鄉村的農民協會也垮掉了。這次村農民協會雖然只存在短短幾個月,但卻為三年后“九打吉安”期間恢復農民協會,建立村蘇維埃政府,從思想上、組織上打下了基礎。

1928年農歷正月初八,中共贛西特委和延福區黨總支組織領導了延福暴動,開始創建延福革命根據地。根據地不斷向四周縣、區擴展。1929年上半年中共儒行區委成立,儒行區農協、革命委員會相繼成立。藤橋村西北面的桐坪、龍岡、固江,東面的長塘、周坑等地都有黨組織在活動并恢復了農民協會。在桐坪成立的儒行區游擊隊于“一打吉安”期間一天晚上來藤橋村捉“財神”劉孟枝,后沒有放回。1929年下半年中共坊廓區委成立,年底儒行、坊廓兩區蘇維埃政府成立,此時正是贛西特委決定第一次攻打吉安時期。各區、鄉農民協會和蘇維埃政府按照特委要求,每區組織一個赤衛隊、少先隊縱隊,每個縱隊要達到5000人左右。在轟轟烈烈的攻打吉安熱潮中,正如紅六軍1930年1月向黨中央報告中所說:“提出打到吉安去的口號,得到了群眾的熱烈同情,不僅是有了斗爭的區域熱烈的起來了,就是向來在猶豫中的村莊,也自動組織農協,要求加入打吉安的工作。”1936年劉峙倡修的《吉安縣河西坊廓鄉志》記載:“民國十八年,赤焰肆行鄉村,圖攻吉安城市,距電網外,幾乎無地不有。”

1929年冬天,藤橋村先是恢復了村農民協會,劉佳章任會長。不久又在坊廓區和培模鄉蘇政府指導下成立了村蘇維埃政府,十九歲的青年農民劉報元任村蘇政府主席,帶領村中貧苦農民開展減租減息和分田斗爭,并組織青、壯年參加鄉赤衛隊,組織兒童團晝夜站崗放哨、查路條。當時駐吉安的國民黨軍第十二師會同國民黨吉安縣政府在坊廓河西地區組建了兩個反動的靖衛團,各有數十條槍,其中駐扎在本都本鄉凍溪村的靖衛團離藤橋村僅十多華里。因此村蘇維埃政府在村東南大路邊的總祠崇德堂里外都安排了明、暗兩個哨位。明的哨位由12歲以上的兒童團員擔任,在崇德堂祠堂外大路上,時刻瞭望觀察東南凍溪村方向,提防靖衛團進村捉人。暗哨由成年人的赤衛隊員和農協會員擔任,設在祠堂里面,既要檢查祠堂外放明哨的兒童團員有否缺崗打瞌睡,又要協助兒童團員處理放哨查路條遇到的問題。筆者父親劉初元當年年僅13歲,是一名兒童團員,有一次放哨瞌睡了幾分鐘,結果暗哨查到,就被負責的成年赤衛隊員按在祠堂板凳上用竹片打屁股5下以示懲戒。“九打吉安”期間,處在紅區與白區交界處的藤橋村安全形勢十分緊張,所以必須嚴格執行放哨制度。

1930年2月下旬“二打吉安”殲滅了唐云山旅,蔣介石、魯滌平調集重兵到吉安附近,紅軍避實擊虛,紅四軍撤往贛南、閩西,紅五、六軍開往湘鄂贛蘇區擊敵。大批國民黨反動軍撲向吉安北路報復,滇軍金漢鼎一個旅駐扎在延福根據地阜田街,周邊六縣的土豪劣紳在阜田街成立了以胡厚基為首的“六縣清鄉剿匪辦事處”,以桐坪羅家村人羅子南為首的吉安縣靖衛團近百人在藤橋東北方向的大村莊都昌村設立據點,不斷來藤橋及周邊村騷擾,強迫各村“反水”,成立守望隊。藤橋村西邊鄰村水南、菰塘都屬儒行區管轄,水南村的反動分子歐陽清泰出任守望隊長,多次帶靖衛團來藤橋騷擾,村農協、村蘇維埃負責人和骨干在三、四月里經常東躲西藏。1930年“五·一”前后開始,贛西南特委為了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又發動了第三、四、五次攻打吉安的戰斗。為了解決地方紅軍和游擊隊的供給,北路行委和蘇維埃辦事處布置各縣、區蘇維埃完成推銷紅軍公債任務。藤橋村蘇主席劉報元在推銷公債時曾遇到來藤橋走親戚的歐陽清泰,倆人發生激烈爭吵,歐陽清泰在逃回水南村前指著劉報元說:“你等著瞧。”

為了進一步堅定攻下吉安信心,掀起攻打吉安高潮,北路行委書記郭承祿在塘東街召開了北路六縣、區會議,贛西南特委代表陳正人出席會議,會議除決定集中北路各縣槍枝和精勇游擊隊員成立北路獨立團外,還按特委布置,要求各縣和直屬的延福、儒行、坊廓三區分別組建紅軍獨立團。此時,藤橋村赤衛隊員劉鎮順在已任紅軍游擊隊班長的妻弟田蘭瑞教育影響下,毅然報名參加坊廓區紅軍獨立團,投入了第八、第九次攻打吉安的戰斗,由于坊廓獨立團很長時間駐扎在螺子山周邊,所以當時人們又稱呼為“螺子山獨立團”。劉鎮順肩扛梭標跟隨獨立團協助紅軍大部隊于10月4日攻下吉安,10月7日參加了在吉安中山場召開的慶祝大會,見到了毛澤東、朱德等紅軍領袖。紅軍撤離吉安前夕,劉鎮順因腳傷獨立團批準他回家養好傷再來。

1930年11月18日,占領吉安45天的紅軍撤向河東準備反擊蔣介石對贛西南及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大“圍剿”。吉安縣保衛團團長羅子南跟隨國民黨軍羅霖七十七師回到吉安,又回到桐坪,重新建立了反動的區公所、鄉公所。蘇區的北路行委決定坊廓區與儒行區南部各鄉蘇維埃合并,成立儒坊區區委、區蘇維埃政府堅持斗爭。紅軍撤退后不久,當年冬天的一天,結婚僅一個月的藤橋村蘇維埃主席劉報元正在幫堂叔劉泉枝家挑牛糞,突然發現反動的守望隊長歐陽清泰拿著槍來了,劉泉枝正在牛欄里挖牛糞,見狀趕忙上前招呼歐陽清泰,并示意劉報元趕緊從后門逃走。劉報元走到后門被一拿大刀的兵丁攔住,仔細一看是北邊鄰村水口村的在桐坪鄉公所當鄉丁的賀坤仕,倆個反動分子用帶來的繩索將劉報元雙手捆住,欺騙劉泉枝及聞訊趕來的劉報元妻子王香姑說:“帶他到桐坪區公所去說清問題。”隨即由賀坤仕手執馬刀牽著被繩縛住雙手的劉報元走前頭,歐陽清泰拿槍走后面頂著劉報元,不斷催促“快走”,沿村后天華廟大路往桐坪方向押去。劉報元知道今日落到窮兇極惡的反動分子手里,求饒也沒有用,年輕的村蘇維埃主席一路叫罵這兩個反動家伙,“你們壞事做絕沒有好下場。”走到離桐坪還有三華里的謝陂頭村后山上,劉報元就被這兩個壞蛋用大刀劈死了。

1949年7月,吉安解放了,在隨后的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殘殺劉報元的兩個壞蛋被藤橋村翻了身的農民向人民政府舉報出來,隨即被縣公安局捕捉收押。狡猾的賀坤仕將主要責任推給歐陽清泰,1950年歐陽清泰被槍決,劉報元20年的血仇得報了。不久,劉報元被人民政府民政部門認定為革命烈士,他的英名被刻在吉安縣烈士紀念館和將軍公園烈士墻上,記載在《吉安縣志》《吉州區志》烈士名冊上。今天的藤橋村人每當看到他的英名,就仿佛又看到了十九歲的村蘇維埃政府主席在“九打吉安”期間為革命奔走的身影,劉報元烈士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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